历时三年，他们在慕容智大墓里发现了国内年代最早最完整的胡床、保存最完整的成套铁铠甲武器装备、唐代毛笔实物……更让考古队员兴奋和惊奇的是，装在胡瓶里的204克绿色液体，被证实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唐代白葡萄酒。

 

　　5月30日，封面新闻考古中国报道组记者采访了该考古项目团队，通过半壶白葡萄酒发掘和复原故事，还原了一段“青海道缔造者”吐谷浑汗国的传奇历史。

 

　　大雪封山

 

　　考古研究员们深夜徒步下山

 

　　墓室东壁顶部壁画（日）

 

　　墓室西壁顶部壁画（月）

 

　　吐谷浑王国，作为一个雄霸西北350年的游牧政权，至今发现的王族墓葬超过十座，但除了喜王慕容智墓，其余全部被盗过。

 

　　整个发掘过程中，“比盗墓者早一步”成为考古团队内心最大的安慰，对陈国科团队来说，墓葬的整体地理位置比较有利：“墓葬位于一个小山包上，山上土壤主要为料姜石和红褐色黏土结合形成的混合土，这种混合土如同三合土一样质地较为坚硬，黏性较高，因此墓葬封闭性较好，雨水等较难渗入。加之地势高，排水好，墓室内长时间处于一种较为干燥而稳定的环境中，有利于文物的保存和状态的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文物杂多、散落在墓穴里，也成为抢救性发掘最大的难点。

 

　　“我们在墓顶开口处架设竖井式钢架，钢架伸进墓室后，再向周围扩展搭建出‘井’字结构，再在其上铺设木板，在砖室内、墓底上建起了一个平台。”就这样，一个大胆创新的、一个没有“脚”的悬浮平台就搭建起来，方便考古队员们推进工作。

 

　　“发掘工作开展一周后就下起了第一场雪，此后大概每三四天就是一场雪，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大雪封山、交通不便，在零下几度的墓室里，考古团队每天都干到深夜，然后下山休息。“我们住在山下，每天来回跑，山上有专人看护着。”

 

　　最让陈国科难忘的一天，是11月底，那天团队要整体打包提取慕容智棺木。团队在对棺木内部打包加固后，已是深夜。“当天现场工作至凌晨一点多，当时是漫天大雪，下山的路部分都被雪封了，我们只能徒步下山。”

 

　　国内首次发现唐代白葡萄酒

 

　　唐代已自产自酿葡糖酒

 

　　慕容智墓出土装有白葡萄酒的胡瓶和金银餐饮器具

 

　　“葡萄美酒夜光杯”，边塞诗人王翰曾生动地记录下了唐代边疆的生活，然而唐代人喝的葡萄美酒究竟是什么味道？这全靠慕容智大墓的发掘才知道。

 

　　“我们当时先是发现了银胡瓶”，更让项目现场负责人刘兵兵兴奋的是，“出土时银胡瓶内装着绿色的液体，瓶口还有封泥和木塞残渣。”

 

　　绿色的液体究竟是什么？“我们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采用气质联用、液质联用等分析检测手段，对胡瓶盛装液体进行鉴定。”分析结果显示，液体中含有酒石酸、乙酸和一些醇、酯，以及其它诸多风味物质的存在，“这可以初步判定这种液体为酒类遗存。”陈国科回忆道，液体一共204克，而根据液体中酒石酸含量较高、同时含有葡萄酒的其他特有标记物，判定液体应当为葡萄酒遗存。“根据液体呈现‘高酒石酸、无丁香酸’特征，可以推测为白葡萄酒遗存。”

 

　　慕容智大墓的银胡瓶液体，已证实为唐代白葡萄酒，同时，也是国内白葡萄酒真酒首次发现。这说明，唐朝人不仅喝红葡萄酒也喝白葡萄酒。

 

　　学者表示，唐代葡萄酒并非“舶来品”，当时中原地区早已掌握了葡萄酒酿造技术。《唐会要》卷100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长安城已自酿葡萄酒：“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这表明唐太宗时期京城不仅种植了马乳葡萄，而且还自酿了葡萄酒。

 

　　有学者认为，唐代葡萄酒酿造属于胡人的“专利”。这一技术是他们开设手工作坊或经营酒店的本钱，为谋生一般不会轻易传授他人。如果遇战乱或其他突发事件，胡人被迫迁徙流动，葡萄酒酿造作坊也会随之搬迁，汉人一般无法获悉葡萄酒的酿造方法。不过，法国学者童丕（Eric Trombert）认为，盛唐时期来自吐鲁番、凉州等地的葡萄酒已经可以满足国内的需要，而粟特人当时的贸易商品通常是马、皮毛或者其他易于携带的贵重物品，并非葡萄酒。

 

　　对于葡萄酒是否在唐代大量普及，陈国科的观点是，“唐人开始掌握葡萄酒的酿造技术，胡瓶和葡萄酒逐渐走出小众，广泛进入唐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文献、出土实物、唐墓壁画、寺观壁画、唐三彩俑、金玉带等多种载体上都可以看到胡瓶和葡萄酒的身影。此次慕容智墓出土胡瓶以及白葡萄酒实物，是对唐代社会风尚和饮酒习俗的真实反映。”

 

　　东西方商队最可靠的翻译

 

　　吐谷浑道是丝绸之路生命线

 

　　从兰州西站出发，向西仅4千米，铁轨开始分道，一条向北途经河西走廊，这是汉代张骞走过的丝绸之路；一条沿着青海湖继续向西，这是古丝绸之路的另一条线路，后人称作青海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割据政权变更频繁，战争不断。丝绸之路的命脉河西走廊已经无法保障商旅货品的安全，于是从公元5世纪开始，吐谷浑所在的青海道变得格外重要起来。商旅们的驼铃和马蹄声，开始在这片土地响起，从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直到遥远的西方。

 

　　《梁书·诸夷传》中记载，吐谷浑人是东西商队的翻译和使者。梁朝时期（公元502年—公元557年）吐谷浑人至少14次为龟兹、波斯等中亚国家和地区商队、使者团担任翻译和经纪人。

 

　　吐谷浑以游牧为生，但他们的商队也非常发达，触角最东到达长江、黄河下游，南至成都平原，西往中亚，远至波斯（今伊朗）。因此，史学家们把丝绸之路的青海道，也叫做吐谷浑道。“吐谷浑南部与蜀郡相接，其与西南及南方政权的交往，首站都是途经蜀郡来实现的，关系十分密切。”陈国科说，研究发现，吐谷浑和当时的蜀郡来往密切。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收复高昌国，丝绸之路再度被打通，连同吐谷浑“统治”的青海道一起，迎来了最繁忙辉煌的岁月。

 

　　“吐谷浑王族墓群的发现，其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集中体现在它是吐谷浑民族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实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专家李大龙说，“多民族国家中国并非哪个族群所独有，是众多族群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族群共同缔造的”。吐谷浑作为中国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族群”，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考古学对其遗存进行辨识和复原。

 

　　陈国科团队也认同这个观点，“吐谷浑王族墓群发掘出土的丝绸、金银器、陶器等文物，就提供了唐吐之间交往、交流与交融的若干线索。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事实，生动讲述了吐谷浑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27岁的边塞诗人王昌龄骑马赴河陇、出玉门，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写下了著名的《从军行》系列，那一句“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描绘出边塞依然残留的战争痕迹，而此时，距离吐谷浑“灭国”已六十年。这足以证明，吐谷浑汗国在西北、在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上难以磨灭的辉煌和荣光。